一、从层次到类型：显著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改革开放40余年来，随着中等职业教育的恢复、高等职业教育的大规模发展以及本科教育的转型，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经历了漫长、渐进的过程，逐渐由局部性、阶段性过渡到终身性、全面性，从“断头教育”发展成为“终身教育”。“职教20条”基于“大职教观”对职业教育地位进行了全新界定，确立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地位，从而使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从“等次”关系转为“类型”关系，这将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推向了新征程。“类型”身份的明确意味着职业教育要通过构建一个各要素达到现代化水平、自身学制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来获得与普通教育平等的地位，这也是当前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核心任务与逻辑主线。
当前，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全面建成，但同时职业教育还存在着体系建设不够完善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中等职业教育存留问题遭受质疑，职业教育学制局限于专科层次，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转换单向化，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衔接不畅，职业培训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比重较低等。为此，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要致力于构建面向人人、面向社会、面向终身，纵向贯通打破“天花板”、横向融通打造“旋转门”、外部联通构建“立交桥”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而才能彰显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
具体而言，首先是优化职业教育结构，确保层次上的连续性，突破“就业导向”引发的教育终结性。“职教20条”指出要巩固中等职业教育地位，保持高中阶段普职比大体相当，调整优化中等职业教育布局；扩大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招生规模；推动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探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其次是建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双向转换机制，凸显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行的关系。高中阶段教育要建立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统一招生平台；鼓励中等职业学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最后是促进学历教育与继续教育的有机衔接，弥合“学习期”和“劳动期”，支持终身职业生涯发展。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需要面向全部社会职业，着眼于广大社会底层群众，举办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教育，包括特殊人群的职业教育。“职教20条”提出，要推进国家“学分银行”建设，实现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与转换，积极招收下岗工人、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总而言之，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实现职业教育内部各层次、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教育培训之间的沟通衔接，使职业教育贯穿于人们受教育的全过程和整个职业生涯，拓宽技术技能人才的持续成长通道。
二、从定界到跨界：继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职业教育从“分等”走向“分类”的前提是其具备不同于普通教育的独特发展规律和特征，即企业与学校跨界的结构形式和办学格局，产业与教育需求整合的功能定位和社会价值，共性与个性框架重构的设计方法和逻辑工具。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跨界教育，不能只在“围城”中办学。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才是职业教育核心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增强其经济和育人双重功能的必然要求。这为“类型”身份确立后的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指明了方向。“职教20条”明确提出：“经过5—10年左右时间，职业教育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因此，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跨越职业世界与教育世界，联结企业与学校，整合工作与学习，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内在前提和应然逻辑。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推动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虽积累了有益经验，但也呈现职业院校偏重自身发展而忽视与产业的融合，企业与学校融合动力不足、深度不够，产教供需双方对接机制不畅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职教20条”提出了前瞻性目标和战略性方案。首先是坚持知行合一、工学结合，打破学校本位的人才培养模式。职业教育改革要借鉴“双元制”，总结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经验，灵活调整专业设置，校企“双元”开发教材和信息化教学资源，运用新技术和网络学习空间支撑课堂教学变革。其次是营造校企深度合作环境，促进人力资源开发。校企双方要在明晰各自权、责、利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合作领域，寻找企业行业与职业院校的利益结合点，构建命运共同体；政府要组织开展产教融合型企业试点，并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再次是多主体共建共享一批高水平实训基地，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政府、企业行业、职业院校应共同打造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用于实践教学、社会培训、企业真实生产和社会技术服务，服务于人力资源水平提升。最后是探索师资培养模式，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高水平工科学校要开展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从企业中公开招聘师资，建立“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职业院校选派教师出国研修，建立企业技术技能人才与职业院校教师双向流动机制等，不断提升“双师型”教师水平。
三、从排斥到选择：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对职业教育而言，增强吸引力和提升质量是其现代化的应有之意，同时也是打破“低等次”教育定位、实现“类型”身份转变的必然要求。换言之，提高职业教育质量能促使人们平等地看待职业教育，真正将职业教育视为对经济、社会和个体发展具有特定功能的教育，并广泛接受职业教育，进而认可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因此，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是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应然之义和逻辑旨归。
“职教20条”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教育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职业教育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纵观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尽管国家反复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战略地位，但出于高等教育扩招、职业之间本身不平等、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等多重原因，中国的职业教育吸引力始终不足。具体表现为在高中阶段，学生或家长主动选择职业教育的意愿不强；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进入高职院校是高考失败后的无奈之举；大量需要培训的农民工、企业员工缺乏主动参加职业培训和在职提高的意识等。这些原因导致职业教育沦为次等教育，其作为具有独特功能的教育类型的特征被遮蔽。因此，要巩固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地位，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改革必须着力增强吸引力和提高质量。
根据“职教20条”的设计，首先是改革招考制度，提高职业教育生源质量，从源头上改变职业教育的“弱势”地位。我国要建立“职教高考”制度，采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方法，增加不同类型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可能。其次是推进教学相关标准体系建设，从过程上提升职业教育作为具有特定功能教育的达标率。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要基于人工智能时代产业发展的趋势，在多种先进职业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利用职业能力分析技术，开发和建成“覆盖大部分行业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进而实现其对职业教育过程的规范、统一和建设性功能。最后是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制定国家资历框架，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待遇，从结果上保障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市场转入的等值性。国家通过将反映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凭证以及反映学生职业技能水平和职业生涯发展能力的凭证相结合，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和评价模式改革；积极推动职业院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逐渐消除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歧视，从而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次等性”突破。
四、从封闭到开放：持续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
社会服务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是由职业教育的社会性本质所决定的。在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战略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提出要更好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首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这表明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持续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不仅是时代赋予职业院校的使命，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价值追求和必然逻辑。
长期以来，中国职业教育办学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尽管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帮助农村劳动力转移、助推贫困地区脱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2035年国家现代化目标实现的需求相比，其社会服务能力提升还任重道远。同时，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社会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也相应变化，这就要求职业教育审时度势，有效聚焦社会需求，持续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职教20条”指出：“要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因此，职业教育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始终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前瞻性的精准支撑。
一是有力服务“中国制造2025”和新兴服务业发展。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会发生明显调整，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5.05%、32.58%和62.37%，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将促使就业结构转为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体。这意味着职业教育现代化要紧密对接关键产业领域和智能生产领域，形成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转换合作机制，从而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技术和资源等多方面支持。二是精准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要基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打造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平台，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的通力合作，将“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为“一带一路”提供文化和人力资源保障。三是瞄准支持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要充分发挥县域职业教育中心的基础组织作用，面向贫困地区和乡村地区全面开展技能提升的职业教育和培训，通过改善相关群体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节选自《高校教育管理》2020年第1期）
